你的邊疆，他的故鄉。—在澳洲北領地原住民保留區的生活體悟
年初因為碩士研究的關係，我從墨爾本北上，來到了北領地，在達爾文有了自己的辦公室，跟指導教授的學術團隊一起合作。
飄向北方的緣由
在北半球，「北方」似乎總是跟城市有種連結，代表著繁榮以及財富。上台北讀書，去紐約工作，到北京談生意，彷彿北方有源源不絕的機會，驅使著人們離鄉背井， 尋求更好的生活。但在南半球的澳洲，北方，是一種荒蕪的想像。北領地是台灣的整整四十倍大，加起來的人口只有二十餘萬，連一個永和區都不到。去到澳洲北方，總有種到邊疆流浪的感受。但實際到了北方，我發現，正是因為是所謂的「邊陲」，不同的元素得以在這裡萌芽茁壯，北方有著無限的可能，達爾文給予人們的是一種重新再來的機會。
之所以來到達爾文，是因為碩士研究的關係。我跟的這個團隊，附屬於達爾文大學，主要都是在做原住民語言相關的研究，有差不多一半的同事是專攻語言科技領域。有意思的是，主導教授是墨爾本大學電腦科學的老牌教授，在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簡稱 NLP）領域內頗享盛名，近年來，因為教授自己對於語言保存和語言延續的熱忱，辭去墨爾本大學的學術工作，來到北領地做自己覺得更有意義、也更接近實地考察的研究。我自己在墨爾本讀電腦科學碩士班的時候，主攻自然語言處理，意外發覺這位指導教授的研究領域，覺得找到了自己有興趣的方向，進而與教授聯絡，促成了自己前往北領地的契機。
在研究室裡，往往都有很多學術討論以及思想激盪。能夠跟有熱忱的一群人討論每個人的想法，其實是相當令人享受的。我們也會邀請拜訪的語言學家來分享他們的研究，主要是關於弱勢語言的延續，像是有教授與我們分享希伯來文在以色列浴火重生的背景，也有學者跟我分享台灣西拉雅語「尪姨」的故事，以及族人背後分裂的意識形態等等。
是的，台灣原住民語言保存其實也偶而會在這個領域被提起，團隊有其他幾個人都有長短期住過台灣，也是有部分人是因為台灣經驗，而使他們來到這個研究室。台灣的情況其實相當特殊，一樣都是有少數弱勢原住民的殖民社會，但是一般在西方的殖民或原住民研究，往往因為對於台灣的不熟悉以及語言障礙，被討論的程度遠遠不及美加澳紐的原住民，但其實了解的人會意識到說台灣的原住民經驗，其實有很多值得借鏡的部分，有機會另外討論。
畢竟自己的學位還是在墨爾本大學，所以一開始其實是計畫在北領地待三個月的時間，進到原住民保留區進行實地考察收集資料，然後回到墨爾本完成碩士論文。但是隨著COVID19疫情的爆發，不僅是原住民保留區限制入境，連墨爾本也大規模封城。我在達爾文的學術環境也自得其樂，所以也就待了下來。原本同事短期借我腳踏車，後來也很乾脆繼續給我用，也讓我在達爾文的生活非常愜意自在。
達爾文本身與澳洲其他城市相當不同，雖然人口不多，卻比東岸大城市還要來的多元。長期在澳洲殖民地的角度來看，總被當成是法外之地的邊疆，在這澳洲原住民的領土上，英裔、華裔等各族群也都在此共處了許多世代。早年北領地的墾殖社會雖然是在英國殖民政府的體制內，但卻是靠著大量廣東裔移工以及阿富汗駱駝夫建設起來，加上戰後希臘裔、南亞以及東南亞移民，都為與世隔絕的北方熱帶城市添加了豐富的氛圍。
達爾文這個城市總對於自己有著一種混血的浪漫想像，莽原看似荒蕪，卻承載著世界不同族群來來去去的記憶。
距離的概念
我們主要的研究語言是 Kunwinjku，分布在澳洲北領地的 West Arnhem，目前語言使用者可能剩下一千餘人。在澳洲的原住民保留區，基本上除了族人以外，一般人沒有特別理由是無法進入，加上全球肺炎疫情的擔憂，要進到保留區可說是難上加難。我們有做研究的名義，這個團隊跟當地也是多年長期合作，但也是經過幾個月的交涉之後，才特別獲得進入 Warddeken 原住民保留區的許可。
指導教授決定帶我與另一名博士生進入部落，我們從達爾文出發。這趟旅程，我對於當地的 Bininj Kunwok 的族人接納，只有無限的感謝。
來到這樣的地方，著實可以顛覆一個人對於距離的理解。從澳洲東岸都市的本位來說，達爾文已經感覺是世界的盡頭，結果，這些原住民部落的地理位置又無限地延伸了盡頭的範疇。從達爾文，我們先開車到 4 個小時以外的 Jabiru，再從 Jabiru 坐小飛機前往 Warddeken 原住民保留區的部落。
來到 Kabulwarnamyo，一個離達爾文市 9 個小時車程的部落，大部分的路程也只有簡陋的紅土，只能以越野車或是小飛機前往。距離最近的現代超市在達爾文，而一般的小商店也大概要開越野車 4 個小時才能抵達。我們備妥所有需要的食糧，把小飛機大部分的空間都填好填滿，沒帶到的東西就真的沒得買了。
飛機飛抵了部落，一位駐守當地的小學老師在小機坪接我們到了部落。老實說，一開始在部落的氛圍是挺詭譎的。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原住民保留地裡的部落，等於是一個外人(Balanda)侵入這是他們族人(Bininj)的傳統領土，我得警慎確保我的存在是讓他們覺得沒有受到不尊重、是可以被接納的。從一到達，我們就得去向部落耆老稟報打招呼，做點自我介紹。一開始，在部落裡也不敢四處走動，以免讓別人有我們霸佔侵略他們空間的感覺。
部落裡有這些搭建起來的基地，就是木頭底板鋪上帆布，可以讓人在內搭帳棚，所以整個村莊主要是以搭帳篷的方式居住。廁所呢，也是外面的一個小隔間，裡面有個埋在地底的長筒。是的，馬桶名符其實就是一個桶子，要學習如何閉氣秒速如廁，快速解決。
一天的時間非常漫長，我們上午會跟耆老們一起學習Kunwinjku語，下午天氣燠熱得令人抓狂，有時候想辦法靜下來看書，但受不了就會到一旁的溪流泡水，能理解為什麼在這種地方很難專心做事情。
因為水牛和袋鼠是當地主要的食物來源，部落的原住民常常去打獵，部落裡也散佈很多水牛的頭顱。我後來也都會拿水牛肉來餵食當地的土狗，確保他們有足夠的東西吃。
神聖的Wifi
在這種完全沒有訊號的地方，任何手機或筆電宛如廢鐵一般，前幾天都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我們安耐住性子，想辦法適應網路出家的生活，後來去到了工作營才詢問了他們僅有的網路Wifi。
但是Wifi在部落裡可說是一個相當敏感的話題，Wifi密碼也是部落的最高機密。因為流量有限，只有工作營有特別需求才能連上網路。前幾年，因為Wifi密碼外洩，部落的村民開始互相分享，大家突然連上網路，一瞬間都在下載電影，造成整個網路連結大癱瘓。所以這樣的教訓，工作營的Wifi密碼變得是最高機密，他們偷偷把密碼寫給我們，都要特別叮嚀，這張字條絕對不能讓別人看到，輸入密碼之後一定要把字條撕毀消滅，不能讓Wifi密碼流傳出去，以免造成工作網路癱瘓，會非常麻煩。
我們嚴守這樣的紀律，連上網路已成我們在部落的大確幸，只要有連上Wifi，我們也不想有衍生任何問題，讓我們乖乖用著網路，已心滿意足。
重返故鄉
在澳洲大陸，這樣五十人以上的原住民Outstation(偏遠駐營)部落，就有一千多座，這些聚落有其文化重要性，卻也不乏其社會問題。
澳洲原住民在澳洲大陸居住已至少六萬年以上，是人類當中最早從非洲大陸遷移出來的族群，也被認為是擁有世界最古老的延續文化，如此長遠的時間概念，以及人類與土地的連結，是近百年大量遷移的歐亞人民很難去理解的。比方說，部分沿海原住民的口述故事中，甚至有七千年前冰河時期的記載，這些族群可以透過口述經驗，「記得」數千年前的海岸線，以及水位上漲的過程，那樣上萬年世代相傳的記憶，就刻印在這些族群的口述故事以及語言裡。
但十九二十世紀之間，殖民政府為了自己的利益以及偏見，長期沒有把原住民當成平等的「人類」對待。是到了1967年才公投通過，承認澳洲原住民身為澳洲公民的身分。過去土地掠奪者不願承認澳洲原住民身為人類平等的權利，可說是乞丐趕廟公，是一段極為可恥的歷史。澳洲原住民因為殖民政府的差別待遇以及歧視政策，很多流離失所，製造了深刻的世代傷痕。二十世紀初期，殖民政府為了管控的方便，長期透過傳道士教會，將四散的原住民集中到一些交通便利一些的傳道士村落，在我們拜訪的區域，Gunbalanya就是早期傳道士設立的聚落，很多老一輩的原住民都是在那邊成長生活的。
殖民政府以及教會美其名要「教化」這些原住民族群，說穿了只是顯現了自己文明的野蠻。原住民在被迫離開自己祖靈的土地之後，失去了文化的連結，西方文化帶來的娛樂享受，很快地開始在部落裡有極度負面的影響，離開了自己的領土，少了土地的儀式及活動，許多失根的原住民抑鬱寡歡，染上酗酒賭博的惡習，原住民的傳教士村落開始大規模快速殞落，出現許多家暴性侵等問題，這嚴重損毀了原住民的傳統，家庭開始脫序。
而七零年代以來，傳統原住民社會秩序在西方小鎮已經無法修補，又因為原住民土地運動的帶動，許多部落長者開始自主帶領族人回到原始領地，開始了Return to Country Movement的浪潮。
我們拜訪的這些部落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所成立，長者跟我們講述當時他父親如何憑藉著兒時的土地經驗，在這浩大的荒原裡找回自己部落祖靈的那顆樹。說真的，對於我們這些都市人來說，很難相信在如此廣闊的林地，在六十年之後，族人能夠重新找回這一棵樹。但是，我們深刻感受到那種，翻山越嶺，在炎日之下步行數週數月，都要重回自己故鄉的渴望。Return to Country Movement的宗旨，即是按下重新啟動的按鍵，讓族人回到自己有連結的土地，遠離酒精與賭博的誘惑，回到祖靈的眷顧，回到家庭的關懷。
但是現實與理想的差距總是令人失望，原住民重回土地，有些地方成立了原住民保留區，禁止任何外人與酒精的進入，落實了無酒精保留區。但是隨著世界快速國際化以及都市化，這群人卻義無反顧地往另一個方向前進，某種程度上也使他們離主流社會更加遙遠：現代醫療以及基本教育很難在這些偏遠地區實踐，也嚴重缺少地方的工作機會，使得很多人維持著非常基本的生活水平，許多人健康情況相對不理想，仍然要靠著來往達爾文去彌補部落裡資源的不足。
澳洲社會以及政府數十年來，有一些輔導的政策，但是執政者過去往往用主流的社會規劃去制定政策，總是無法深刻部落人民的實際想法和需求。因為對於原住民社會的不了解，加上距離的障礙，在試圖創造工作機會以及社會福利的過程中，固然有一些成效，但進度仍是相較緩慢。
雙文化學校
因為某天下午幫了當地的老師換了吉普車的後輪，便被邀請去隔天他們每周的校外教學。
這所獨立小學，說穿了，也就是一樣帆布木板基地搭建的一間教室，設備看似簡單，背後的教育理念卻極為深厚。部落長者在各界人士的幫忙之下，成立了這所雙文化小學，宗旨在於輔導學生熟悉主流澳洲的外人(Balanda，多數情況是白人)文化，也要讓學生深入理解自己傳統的Kunwinjku語言文化。雖然說主要的老師依然是專業受訓的Balanda(外人)，他們非常注重學童的原住民土地教育。除了課程中會找當地長輩們來教導Kunwinjku語言，也會每周四去到附近的田野做校外教學，讓小孩們與部落長輩學習土地的知識。
我平常也常常在小學裡串門子，也都會請小朋友教我Kunwinjku，不只是跟小朋友打成一片的機會，也可以做雙向的學習。而可以參加週四的校外教學，也算是非常特別的體驗。我們坐著學校四輪驅動越野車，兩個老師就這樣載我與小學生們一起出遊。因為這些區域完全沒有鋪水泥路，全程都是在莽林裡的奔馳，往往路途顛簸，坐車卻有坐雲霄飛車的感受。
我們上午先去附近找蜂蜜，在徒步尋找蜂蜜的過程中，其中一位資深老師也跟我分享了很多她們在偏鄉從事教育的經驗。她和另一位老師，都在城市裡有自己的親人伴侶。為了教育，她們犧牲了自己的生活，來到前線的偏鄉來當老師，長期在部落裡面跟族人一起共處。她們也學習如何在部落裡面生活，各種困難以及不舒適都得面對，很佩服她們自己克服高溫燠熱的天氣、無數的昆蟲以及現代設施的缺乏，在偏鄉裡面實踐她們的教育理念。尤其是這些偉大的女性教育以及社福工作者，著實在傳統的部落裡豎立了很不一樣的女性榜樣。
澳洲偏鄉部落的教育工作可說是一條舖滿荆棘的路，從老師的分享當中，我完全能感受那種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挫折感。即使有義務教育，很多偏鄉的原住民小孩因為各種因素很難完整地去接受教育，太多家庭因素阻礙了他們教育的機會。尤其是原住民社群中有很多喪事，族人通常會舉辦至少一兩周的野外喪禮，小孩的教育會容易受到中斷。因為傳統的遷移習慣，族人也常常搬家。還有家庭出現問題的時候，也會嚴重影響學生的學習狀況。很多情況，即使這些老師再有心，都很難去引導學生去正常的學習，能想像那是一種多麼令人挫折的感覺。但是老師也跟我說，整體的情況有緩慢的在改善，因為過去殖民的那種歷史創傷，closing the gap需要的是好幾個世代人持續不斷的耕耘。
中午時分，熾熱的陽光開始發威，我們開車到了河邊休憩。走了一小段路，看到那白淨的河灘，以及透徹見底的清流，內心有多少感動。很難想像，方圓內數百公里可能都是杳無人煙的荒原，這河谷離世界多麼遙遠。我們跳進清澈的河水裡，在水裡面嬉戲，玩游泳捉迷藏的遊戲。那小朋友在水裡面燦爛笑容的畫面，真的深深地烙在我腦裡。午餐我們就地生火，在野外烤了一些香腸，大家在樹蔭下一起享用。到現在，我都還很難忘記那一個在West Arnhem美好的下午。
誤闖聖地
回程的路上，小孩們就說想要帶我去看他們的聖地以及祖先留下來的壁畫。但他們也提醒我，在聖地是不能拍照的，祖靈會不高興。跟著他們的腳步，我們爬過大石頭，步入了兩個巨大岩壁中間的間隙，沿著這條大自然塑造出來的弄巷一直走進去，走到最裡面，只見幾束陽光從數層樓高的岩石縫隙撒在這條小徑裡，最裡面有一個清澈見底的池子。除了我們的步伐聲，沒有其他雜音，一切是如此地寂靜。只見小朋友帶了馬克杯，把水裝了起來，遞過來給我喝。他們說這是聖水，會自然治癒人的身體。
我喝下泉水，乾淨透徹沒有異味，喝起來著實清爽。在如此神聖的地方，內心只有敬畏，當下被震懾到呆站在那邊。
他們再繼續帶我到下一站，去找出他們氏族祖先留下來的壁畫。我沒有辦法想像，如此珍貴的原住民壁畫，就是如此自然地存在在野外的大石頭裡，而因為他們的帶領，讓我有機會可以親身感受壁畫乘載的記憶。Delsanto開始以他小朋友的語言，跟我詳細解說每一個壁畫背後的傳說以及寓言。在每個簡單故事背後，可以窺探他們部份的社會價值，但是真的要去親身體驗、去理解那巨大的宇宙觀，大概真的需要在這樣的世界生活成長，才能有更深刻的領悟吧。
土地的生機
在原住民重回土地的過程中，經濟來源成了族群延續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社區營造的過程中，原住民社群以及公益組織就找到了一個提案。與土地的連結不只是文化的傳承，也可以是原住民族群的強項。原住民智慧中包含了對自己土地的認識而澳洲廣大的土地也非常需要有人管理，每年的澳洲野火需要有人定期控制，不如就以課Carbon Tax碳稅的方式，讓土地管理去聘請偏鄉原住民，讓土地擁有者以管理自己土地的方式去維持經濟。有興趣的話，可以讀一下New York Times的這篇文：(https://www.nytimes.com/2020/01/16/world/australia/aboriginal-fire-management.html)對於這樣的理念更深入的報導。
在部落的時候，跟當地的Warddeken土地管理的員工有很多接觸，也比較了解其中營運的方式。其中一個管理員C，也是南部上來的balanda(外人)，主要負責女性員工的管理。之所以職務有分性別，主要是因為傳統原住民社群非常強調性別的界線，去狩獵或在土地上巡視只能是男性的工作，所以土地管理這塊，也需要因應這樣的社會狀態，去提供女性不同的就業機會，像是協助發展藝術、文化保存維護等技能。
勵志的是，C可能也差不多二十幾歲，因為自己對於原住民議題的熱忱，完全投身於偏鄉部落的經營，前幾年在一座更偏僻的小島原住民部落工作。她自己很有理念，非常關心原住民女性在部落的性別平權發展，一心想專業訓練部落的年輕女性。她也是很乾脆能幹的女強人，很有執行力，把所有土地事務都管理的相當妥善，令人佩服。
只不過，理想的方向跟現實總是有所出入。在偏鄉創造工作機會是一回事，居民的工作意願又是另一個顧慮。
他們土地管理單位有心想要輔導培訓當地原住民，但是很多人的工作動機是不高的，對於時間的概念也跟西方社會很不一樣。對於部分原住民來說，照時間排班的概念太過僵硬，有些員工往往認為有到就好了，什麼時候到沒有那麼重要，造成管理很大的困難。
尤其是COVID-19疫情的關係，以往的政府發的失業救濟金Jobseeker又加倍，沒有工作都可以領差不多的錢，很多人就因為額外的補助而離開工作，到城鎮去消費。雖然疫情所幸沒有進入到原住民社群，但是因為意外的額外補助，工作情況也受到衝擊，很多偏鄉原住民部落反而變得人煙稀少。
家庭的接納
因為原本的部落過度的寂靜，我們兩個年輕學生就丟下指導教授，搭C的便車，到了一個半小時以外的小鎮，想嘗試跟另外一個鎮當地的人們有更多的交流。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是，這個小鎮呢，雖然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少了很多人，但是很願意跟我們互動。我們有工作經費，就可以請他們當我們的家教，讓我們可以向他們學習Kunwinjku語言、原住民智慧。這個部落的長老Ross，很想要跟我們分享他們的Bush Knowledge野地知識以及他過去幾十年來語言翻譯或保存的嘗試，我們就這樣跟他開始侃侃而談。
在許多澳洲原住民文化裡，氏族名稱Skin name是社會相當核心的概念，傳統的原住民社會用Skin name去理解人際關係。可以用Skin name去推敲兩個人之間的親屬關係。我們跟Ross聊一聊之後，相談甚歡，他就說希望可以收養我，給我一個Bininj Kunwok的名字。我當下當然是相當感動，沒有想到自己會有這個機會被肯定，能有一個當地的名稱，那是一種被接納的認同。但是另一方面其實還是多少會擔心，擔心自己之後短時間內沒有機會回來，被接納進大家庭之後卻不了了之，因為自己其他的人生規劃，辜負了長老的期許。但是當下長老希望以Skin name稱呼你的時候，也真的沒辦法想太多，滿心感激地接受了。於是乎，他認養我為他的兄弟，稱我為Kamarrang，我就這樣進入了大家族的系統裡了，整個小鎮突然之間都是我的姪子、阿姨、表弟，好笑的是，原來大家都想要給我一個名字，結果被Ross搶去了，大家都很興奮。
紅土公路旅行
我們因為有土地管理單位的手排越野箱型車，我們就跟Ross提議說我們可以到開車到附近看看，結果上車之後，Ross說他也邀請了他的家人，一瞬間，大人小孩一個接著一個上我們後座，突然之間車上多了十幾個人，還有兩個小嬰兒，在我們以為大家都上車之後，又有更多家人繼續湧上來。那個場景荒唐得好笑，但我們覺得很不可思議，有這樣的機會可以跟整個家族的人互動。因為基本上大部分的族人還是相當的害羞怕生，不太敢跟我們講話，突然之間可以跟這麼多族人近距離交流，還是很不可思議的體驗。
後來我們才意識到，Ross之所以會希望他的家庭跟我們一起來，是因為他認為我們可以做為部落某種程度的年輕榜樣。在車程中，他刻意去問我們兩個年輕人平常的生活習慣，像是「你們在城內會不會常喝酒呀？」「你們抽菸嗎？」這種問題。他似乎就是要跟他的小孩們說，這些都市人雖然在都市可以自由喝酒抽菸，但他們也不會去過度酗酒，才可以在現代世界過充實的生活。
有趣的是，原住民長者們似乎是早期功夫片迷，聽到我是從台灣來的，就想跟我聊一些功夫片，其中Ross就問說：「台灣？李小龍就是從那邊來的不是嗎？」反而是我對於功夫片一竅不通，Ross他們講這些功夫片的演員跟來龍去脈，只能一邊聽一邊附和，挺好笑的。
螞蟻盛宴
到了他們這個村附近的聖地，我們一夥人就在白沙河岸旁坐了下來，聽幾個年長的族人講他們的故事以及對於土地的認識。在澳洲原住民社會中，世代口述累積下來的，是深厚的土地智慧。我們跟著長者，到河灘以及叢林的各個角落，聽他們一一介紹每樣當地的植物。在他們的文化中，在自己的土地走走看看，就像是與土地的互相關照，在Kunwinjku語就是"bolknahnan"，字面上是「去看看」的意思，卻有照顧自己故鄉的深刻意涵。
這不禁讓我想到排灣族作家伊苞在「老鷹，再見」當中，寫到自己父親總會到山上觀察萬物，教導子女辨認植物，而她排灣族的父親就稱這樣的時間為「拜訪」。
其中，Ross在樹上抓了十來隻在樹上極大隻的綠色螞蟻，把肥美的尾巴一一挑了出來，跟我說這是健康食品，特別請我吃。我心裡當然有所恐懼，問了一下吃起來是什麼味道。他笑笑地，跟我說：「大概就像雞肉一樣吧！」我鼓起勇氣，吃了一大口綠色螞蟻尾巴，頗有嚼勁，克服了吃昆蟲的這一關。
但是，吃起來一點都不像是雞肉。
兩個世界的相遇
部落成長的年輕人似乎相當怕生，對於外來人有些好奇，但大部分的時候，他們都笑笑不敢太多講話，只有在我主動問問題的時候，他們才敢跟我說他們的名字跟家族關係，或是跟我介紹小寶寶的名字。
那兩個世界的隔閡真的很難想像，我們這些現代國際化的年輕一代，平常跟世界不同文化的其他年輕人都可以自在來往，我的同事是法國人，我們可以完全沒有隔閡的相處。比較起來，澳洲主流社會的青年，在澳洲的土地上，想要跟偏鄉原住民的年輕朋友溝通，反而是很大的挑戰。
很難想像，一樣是澳洲的年輕人，不管是生活世界還是社會常態，兩個世界有這麼大的距離。我也理解，在他們的土地上，我是外人，也不能假設部落年輕人就得跟我溝通，如果真的要融入當地年輕人的圈子， 的確需要用更多時間去在當地生活，拉近關係，學習他們的方式，才算是比較有誠意的過程吧。
年輕人似乎對於我們對於他們的部落文化這麼有興趣感到很訝異。在回程的路上，他們就問我：「這真的好玩嗎？」他們大概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文化在獨特性，覺得這些土地的知識就是很無聊乏味、老人家的嘮叨。我們展現的熱情反而讓他們覺得很神奇，他們沒想到自己祖先的文化，其實對於其他人是這麼有吸引力的。我們是否都有類似的盲點，看到他人的視角，才能體會自身文化的魅力呢？
台灣與澳洲的殖民歷史共業
台灣與澳洲有很多歷史的共通點，都是大航海時代以來外來者的墾殖社會，人口都差不多兩千四百萬人，法律上的原住民統計也大致上是2–3%，在社會上長期是被主流社會排擠到邊陲的人口。
那歷史記憶不同之處，就是說台灣有荷清日國民政府多重殖民經驗，閩客主體在不同殖民政權體制下，比較少有自己完全做主的機會，當然在主流社會體制下仍是既得利益者，但也很多歷史是扮演共同被殖民被壓迫的角色。
這跟澳洲長期殖民政府跟主流社會是相對長期重疊一體的權力架構比起來，確實是有滿大的不同。澳洲原住民在1967才獲得完整的公民權，至今原住民與主流社會的關係還是相對緊張，在族群和解過程中也敏感緊繃許多。因為世代被排擠在墾殖者定義的「文明」以及資本遊戲規則之外，現在原住民的社會情況有很多被強制接受西方現代性的陣痛，跟主流社會還是有相當的距離。底層偏鄉的社會問題與傷害很難快速地去處理，確實需要時間彌合。
但是澳洲在程序正義上不斷去使社會面對原住民正義的問題，每年都會有很多的討論。因為近二十年政治生態的變化，總讓人有種程序正義跑得比實質正義前面許多的現象。看到很多公共討論專注形式正義上的改變，像是Australia Day的日期更改，比較基層或偏鄉的原住民實質問題卻比較少人關注。就希望最後，形式正義也會迎接實質正義的到來。
「以原住民觀點談論臺灣主權，指出臺灣做為墾殖者後代組成的國家社會，必須面對原住民受到的傷害與缺憾，才能決定臺灣未來的高度。 — 政大民族學教授官大偉
跟澳洲相當不同的一點就是，台灣主流社會對於原住民正義沒有太多感覺，也比較少覺得追求族群正義跟台灣的關聯性是什麼，似乎完全遺忘了台灣墾殖社會建立過程中不光彩的歷史。原住民土地正義的追求，本應理所當然，卻總是遭受到社會輿論的不理解。
在台灣，因為自己有了多重殖民的經驗，就好像可以把矛頭完全指向一個「他者」。抨擊不正義的過程中，常常忽略掉了台灣閩客漢人祖先在三四百年來墾殖過程中，也是以不公義的方式騙取侵占原住民土地，把原住民逼出他們自己的故鄉，使得族群流離失所。主流社會身為後來侵占者，喧賓奪主，沒有感恩，沒有太多道義上的愧疚，以高姿態看待原住民，偶而需要的時候卻拿原住民文化來消費。
這樣的不公義，可能是台灣在追求多元以及歷史正義的過程中，可以多去思考的。檢討殖民的過程中，也得從自我檢視開始。
你的邊疆，他的故鄉
部分人總會在不了解台灣歷史脈絡的情況下，以中國或是日本的帝國角度去理解台灣，所以我們總是在解殖台灣的過程中，很自然地去抗衡這種帝國邊陲的殖民者觀點，立足台灣，成為世界的台灣。
這一點，跟我們在思考或是接觸原住民社會的過程相當類似，我們這些生長於墾殖社會的主流受益者，不免會以一種自我本位的方式去理解我們所謂「邊疆」。但我們自己不喜歡被當成邊疆的時候，為什麼要將這樣的殖民視角強加在這土地的主人上面呢？
當澳洲青年每年在喊著"Always was, always will be, aboriginal land"的時候，台灣也可以思考怎麼落實民族自治以及對原住民族主權的尊重。
解殖自己的思考就變得是一種需要做的自我檢視，主流方式若真的適合主流，不見得是比較優越，更不一定適合套用於原住民社會文化。你的「文明」不是別人的「文明」，讓原住民的以民族自治的方式，用自己的世界觀思考，平反過去歷史對於原住民的不公義。
追求台灣社會的「多元共榮」，也不能去忽視世代以來持續發生的原住民歷史傷痛。正視過去，才有和解的可能。
道別
在最後一次出遊的時候，Ross問我們是待到什麼時候，我們說我們再過一天就得回去跟指導教授會合，飛回去達爾文。這時候Ross在開車，他突然頭沉了下來，嘆了一大口氣。他誠心想要我們待下來，在部落生活一段時間，他就不斷跟我們說，請我們叫Mayh Mayh（Kunwinjku語「鳥」的意思，指導教授姓「鳥」）讓我們留下來。說真的，看到我們的離去使得Ross感到落寞，我自己心也好像受到重擊一般。
對我們來說，雖然是以研究的名義進到這塊土地，再怎麼說，都還是一個旅程。而當他們這麼願意敞開心胸接納我們之後，我們卻得回去都市過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就是過客。我再怎麼以尊重的心去和這塊土地的人們相處，終究還是受限於自己的生活世界與人生規劃，沒辦法在保留地久待，心裡充滿了愧疚與掙扎。雖然希望可以重回這塊土地，卻無法預知下次能否有機會回到北領地，找到名義申請核准，回到這麼接納我的Warddenken保留區。
之前有一次，我找出我媽媽年輕時在蘭嶼的照片，她當時也是在蘭嶼待了一段時間，一整個暑假，就住在當地國小的教室裡頭。老照片裡，年輕的她和一個達悟族的小女孩在海邊，腳浸在水裡，燦爛的對著鏡頭笑著。我很興奮地給她看我找到的照片，但這樣的圖像，似乎勾起了她什麼難過的回憶，她的眼眶開始紅潤。她說她那時候，答應了那個小女孩說會回去找她，但是人生轉盤不曾停止轉動，她最後都沒有找到適合的機會回去。
在回達爾文遙遠的路程上，我咀嚼這樣離開的情緒，我就想起了我媽那時候沮喪的畫面，有無限的感慨。
